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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试管高福领导的CDC遭遇信任危机 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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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疾控改革往何处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彭丹妮 钱炜

发于2020年第7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天,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18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疾控系统迎来了继“非典”之后的第二次大考――这是一次更为严峻的检验。

一周以后,中国CDC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带领一批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们,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

曾带领CDC战过“非典”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

表面的进步

李立明曾在全美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对于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CDC,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蓝图。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立明从中编办获得了2400个编制名额,又从全国抽调了18个业务骨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疾控机构框架,即使在当时尚属空白的几个防控领域,如性病艾滋病、结核病,都一一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与从传染病起家的美国CDC不同,中国CDC一出生时就有着最全面的病种研究中心,可谓是高起点。

国家CDC挂牌11个月后,SARS暴发,让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意识到疾控的重要性。疫情过后,数百亿元资金进入到公卫领域,以前少人问津的疾控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

CDC原副主任杨维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曾任主任的CDC疾病控制与应急办公室,以前不到10个人,每年经费300多万,SARS过后,人员扩充到50多名,经费增加到1亿元以上。多个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始建设,高端设备不断配置,实验室检测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以及现场处置能力都得到快速提高。

因此,这也才有了CDC现任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的那番话。当时,高福自信满满地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高福是中国CDC主任位置上的第一位院士。CDC成立18年,只有三任主任,前两任主任李立明与王宇,皆为医学背景出身,后者担任主任长达13年之久,其间发生的较大公卫事件是2013年苏皖等地的禽流感H7N9疫情。

高福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囊膜病毒与结构免疫学,以流感为代表的新发、再发传染病,研究重要囊膜病毒的分子进化特征、宿主互作模式、跨种传播机制以及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与分子识别等。新型冠状病毒正属于囊膜病毒,也就是说,高福团队恰好就是中国研究新冠病毒最权威的团队之一。

拥有8个院士头衔的高福,作为一名科学家无疑是成功的。一位长期观察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外人士评价他说,“在牛津和哈佛接受过训练的高福非常聪明,他深受全世界的同行喜爱,作为CDC的领导者,他是一流的。”

2011年,高福出任国家CDC副主任,2017年8月,王宇因达到任职年龄界限而卸任,高福接任主任。在此次新冠疫情之前,高福在CDC立下的著名功绩,就是他主导的援助埃博拉行动。对于传染病防控,高福一直奉行“关口前移”策略。他认为,如果非洲的疫情得不到控制,那么在全球一体化、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埃博拉进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2014年,中国CDC派出了高福领衔的团队赴塞拉利昂,帮助当地开展病毒研究与疫情控制。

然而,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高福与他领导下的CDC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很多人都认为,CDC掌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也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尽管CDC官员后来出面做了一些澄清,但效果并不理想。

在国家CDC员工的眼里,高福是一个乐观、外向的领导者。但他的那些“乐观”言论,在气氛紧张甚至有些凝重的抗疫初期,听起来并不合时宜。比如,在仅有的两次高福露面的发布会上,他先是称“儿童不易感”,后来很快被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患者的事实推翻,继而他又说,“这个疫苗,我可以拍着胸脯讲,肯定会成功。”这些言论,事后被网友们挑出来反复地转发与评论。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汪华曾担任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计委副主任。他指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

一位疾控从业者对于CDC的尴尬处境很有感触。他说:与前线医生相比,CDC没有处方权,说组织协调,CDC又没有命令权。CDC能做的,就是配合上级指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疾病控制住了,大家的焦点都在前线医生身上,疾病没控制住,板子又打到CDC身上。

从2003年成立伊始的风光无限,到2020年遭遇“群殴”,中国疾控到底发生了什么?

实质的退步

200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徐晓奇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疾控中心工作。那时候,这里还不叫疾控中心,它有一个“老古董”的名字,叫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站体系始于1953年,1990年代以后增加了慢性病防控,但最核心的工作是传染病防治和疫苗接种。

防疫站有两大职能,一是与健康相关的疾病监测、控制、宣传等,另一部分是行政监督的工作,比如发放卫生许可证。但在2003年,这里更名为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的职能一分为二,与健康有关的工作留在疾控中心,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工作则划到了卫生监督所。

这轮改革始于2001年。那一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任务,将原省、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被赋予的卫生执法、监督功能整体划出,有关卫生事业单位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职能集中,增加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等功能,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机构就先天不足。李立明解释说,从最初成立开始,CDC就是国家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权。国家卫健委下面还有一个疾病预防控制局,是行政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则是业务部门。“当时,我们已启动卫生部疾控局与国家CDC整合的方案研讨,也已与中编办进入论证阶段,后因SARS疫情而停止了。”李立明回忆说。

这一停滞,造成了CDC在此后数年里的进一步倒退。

在崇文区疾控中心时,因有疫苗销售的大头收入,徐晓奇的工资有时能到一万多。后来,他调至国家疾控中心工作,尽管已是中级职称,2010年时的月工资反而降了6000多元。